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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那时候

冯积岐

  父亲在世的时候,不止一次地给我说过他们那时候的事情。我以为,父亲老了,活到了怀旧的年纪,所以,父亲说起他们那时候的人和事,我当时没有多么在乎。现在,我回想起来,父亲并非只是怀旧,他其实想用自己经历的人和事,用自己人生的经验和教训告诫我:应该怎么做人,应该怎么做事;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决不能做。

  1949年腊月,父亲离开了故乡岐山县,去宝鸡市参加了一个干部培训班;第二年春天回来后,父亲就去岐山县雍川乡一个村子里当上了工作组成员。尽管,当时的父亲只有十八岁,但是村里的农民不把他唤作小冯,而是称呼为老冯。可见,农民对下乡的干部是很尊敬的。父亲说,那时候,刚解放,没有工资,薪水是用小麦兑付,干一年,县政府付给一些麦子,算是工资。父亲说,他们在村里吃的是派饭,派到哪一家,在哪一家吃,吃毕饭,用县政府给的麦子给农民付吃饭的钱。

  我记得,父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们那时候在工作组,连农民的一支烟也不能抽。”父亲说,工作组是有很严的纪律的。父亲说过几次之后,我就想,父亲说得太严重了吧,抽支烟,还算个事?父亲说:“确实是个事,还是个不小的事。”

  父亲告诉我,有一天,他去一户农民家吃派饭——这是一户比较殷实的农民——吃完了饭,这个农民拿出了一包烟,父亲经不住其热情地劝让,抽了两支。后来,这件事不知怎么被工作组的组长知道了,结果父亲被工作组组长狠狠地批评了一顿,然后要求父亲当面去给那个农民做了检讨,而且父亲还写了检讨书。工作组组长说,这个书面检讨书要存入父亲的个人档案。

  难怪,父亲说,他们那时候当干部,不能抽农民一支烟。父亲为抽两支烟付出了代价。

  父亲说,他参加了一期和二期的土地改革,在农村干了一年多的工作组,在那一年多时间里,他犯过两次错误——父亲把抽农民两支烟视为一次错误。父亲说,第二次错误是他们工作组三个人共同犯的——三个人,每个人贪污了公家的一支牙膏和一条毛巾。第二次犯错的处理结果是:他们三个人被叫到县政府,在干部会上做了检讨,同样写了检讨书,检讨书同样存入个人档案;而且,按物品价格,进行了赔偿。

  这两件事,对父亲刺激很大。他从此明白了,做共产党的干部,一分一文也不能白拿,不属于自己的,决不能伸手。父亲当干部虽然时间不算很长,但是除了这“两次错误”,父亲一直清清白白,干干净净。

  父亲拿他们那时候说事,目的是明确的——以自己为戒,让我明白: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伸手。虽然我不是什么干部,也没有什么权力,只是个小文人,但是父亲的话,对我也是很受用的。我从父亲的话中也知道了:父亲那时候是怎么样做干部,怎么样做人的。可以说,“父亲那时候”,是那个时代的自豪和骄傲,也是其后代的自豪和骄傲。现在,父亲很少评说他人。偶尔,他也会叹息一声:唉!你看现在的干部?父亲叹息过后,再不多说什么,还是那句说过好多次的老话:我们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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