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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津的紧俏年货

胡荣华
  旧历新年前夕,生活在老天津卫的人们像传统中国其他地方的人们一样,习惯置办一些时兴年货来表达对逝去岁月的恋恋不舍、对来年生活的美好期盼。寓意吉祥的年画、家家必备的香烛、喜气洋洋的春联、花色百千的餐具、惟妙惟肖的年花、红红绿绿的彩灯、轻盈灵巧的空竹、好看活泼的金鱼、创意迭出的玩具、精巧别致的首饰,都是老年间天津最紧俏的年货。

  几处年货市场

  老天津的年货市场,分布在宫南、宫北大街和估衣街、大胡同、北马路、锅店街等处。一到春节,这些地方被各色年货挤满,年味儿十足。

  如果要在当年天津找一处最能体现津韵年味儿的所在,非宫南、宫北大街(今古文化街一带)莫属。每年的腊月初八至转年的正月十五,这里是天津最繁华的年货市场。对此,有1931年春节前夕《益世报》刊发的年节文章为证,其中称:“天津市面,最能表现旧历新年之征象者,盖无过于宫南宫北两街,凡年节需用之品,应有尽有,无美不备。”

  年货要提前买,而大年三十是一年中各种年货销售纪录再创新高的一天。与柳亚子、李叔同同时代的“南社”成员、学者胡朴安在其《中国风俗》一书中收录了《津沽春游录》一文,该文作于上世纪20年代,文中写道:“除夕之日,街市商户,多悬灯结彩;交易过至午夜,游者及采办年货者,拥拥挤挤。举凡估衣街、大胡同、北马路、娘娘宫大街等市,随处皆是,车马往来,几弗能过。”从前,车马很慢,马路很堵。年货市场的热闹繁华,在旧历除夕中,交织成一幅悠远逼真的民生图景。

  销量第一数香烛

  《津沽春游录》用“生意极盛者,首为香烛店”公布了当年年货经营商家“抢蛋糕”的优胜者。

  毫无疑问,香烛买卖是当年天津年货市场中最创收的生意。《北洋画报》上“几于无室不备,至香烛纸课,尤为年中消耗最多之货”和《益世报》上“香烛店不下十余家,购者争先踊跃,户限为穿”的记载,都印证着在那个年代,天津民众在腊尾春头对香烛的巨大需求和由此带来的无限商机。深受旧时天津人信任的香烛店,当数位于宫北大街“石头门坎”旁的“高永兴纸马店”和北马路上的“成计纸庄”。

  香烛一般插在两支红蜡的中间,和香烛一起捆绑销售的还有红蜡。老天津人辛勤甫曾有文章回忆说:“过旧历年除夕之夜,不少家庭依照传统风俗习惯,燃点红蜡一对,通宵不准熄灭,还必须燃旺,稍有不亮就用铜镊子夹去蜡花,如熄灭或不亮就属于不吉利的象征。”

  老天津人买香烛,第一为迎神。举行迎神活动是中国人过年的传统习俗。天津人最大规模的迎神活动一般安排在除夕之夜,这一天一般人家都要通宵点着香烛,迎神接香。财神、灶神、太上老君、送子观音等众多神灵,以及家中逝去的祖先,被寄希望于以此种方式寻求精神慰藉的人们,在升腾的缭绕烟雾中,送上期盼。对此,李金藻在《天津过年歌》中用“接大纸,神仙全,供三牲,排香案,磕头礼拜,加倍的心虔,一炷高香一挂鞭炮,仿佛似神灵在天”生动刻画了。

  人们买香烛还为了还愿。《津沽春游录》中“娘娘宫大街,则又以焚香偿愿者为伙,香烟通衢触鼻”,表现了烧香风气之盛。李金藻笔下的“云淡风轻近午天,残妆妇女街头见,花花朵朵,接二连三,非等闲,天后宫去还愿,一来为儿女,二则求平安”,则说明了众多妇女乐于此道的现象和原因。

  年画与春联

  关于年画,笔者曾写过《津味年画的推陈出新》一文爬梳了天津年画的历史发展。天津是中国著名的年画产地。布满街墙的年画,是沉浸于年节气氛中的天津人步入繁华街市时,眼前出现的第一道亮丽风景。

  老天津人喜欢在春节期间,用年画将满屋墙壁装饰一遍。“东一张西一张,贴得屋中亮堂堂”的民谚,是这里的老百姓渴望新年新气象的心情告白。杨柳青年画为天津老百姓采购年画提供了地利之便,没有交通挑费,天津年货市场的年画生意成本低。这些年画画工精细,着色美丽,款式一应俱全,画中人物或婀娜多姿,或天真活泼,迎合不同受众的不同需求。

  春联俗称“对子”,是当年天津老百姓必须坚持的年节元素。春联点缀春光,也关乎民生。写春联卖春联首先是一种营生。年货市场上的春联有写好现成的,有任由顾客现点现写的。《益世报》对沿街卖春联这个社会群体进行分析,称“书写春联者,多为文贫无聊之人,其书法虽无可取,然其饥寒困顿,借纸墨以觅蝇头之利,亦殊可怜”。辛勤甫则回忆说:“有的老夫子摆桌自己写,戴着花镜,左边放着‘万事不求人’(一种书名,内有各种对联的词及其他),右边放着一个炭火盆,烤手或烤冻了的墨汁。”两则资料的记载,让旧时天津落魄文人春节期间在市井鬻字谋生的场面,跃然眼前。

  春联的内容林林总总,有大书“皇恩浩荡”的封建色彩类,有体现诸事顺遂的美好祝福类,也有传递进步思想的积极健康类。据《北洋画报》记载,1930年春节期间,天津北马路地摊上还曾出现过“国旗分五色,主义有三民”这样的政治题材对联。

  添置新碗筷

  每到年节光景,老天津卫的百姓都会添置些饭碗菜盆之类,当年称为“洋灰粗瓷家具”。中国民间有“添新碗,置新箸,来年米谷停无住”的谚语流行,再穷的人家,过年期间也要添置些新餐具,以示添丁加碗、有福有财之意。

  对于天津百姓年节期间买餐具的现象,《益世报》这样分析原因:“世上惟有吃饭难,而吃饭则不能不借重于碗,虽贫无立锥者,亦不能不引此君为终身莫离之良友,在贫寒之家,虽平日百般将就,千般忍耐,一到年关,势不得不添置几件家具,为蓬门荜户,一壮颜色。”

  钱财事小、面子事大,早年天津老百姓年前添置碗筷,有一层好面子的心理作祟。春节期间,接待亲友,旧碗旧盘上桌岂不怠慢,换上一套新碗筷,既表达了重视,又对外展现了自家红火的小日子,岂不美哉。生活在这座中西合璧、古今相融的城市中的人们,骨子里那种热情好客、热爱生活的性格特点,在过春节的锅碗瓢盆交响曲中挥洒自如。

  年花用途很广泛

  “闺女要花,小子要炮”,老天津卫春节期间有一样手工艺品深受老百姓欢迎,即年花(又叫“象生花”)。人们将五颜六色的花纸剪扎成各种花卉,也有用绫罗剪扎的,惟妙惟肖,逼真生动。

  年花的做工分粗细两种。细工年花用绫罗绸缎扎成,主要供妇女们装饰头发。过年用绒花作头饰早在清代就已成为妇女间流行的时尚。清代文人顾禄在其《清嘉录》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年夜,象生花铺,以柏叶点铜绿,并剪彩绒为虎形,扎成小朵,名曰老虎花,有旁缀小虎者,曰子孙老虎,或剪人物,为寿星和合招财进宝,麒麟送子之类,多取吉谶,号曰柏子花,闺阁中买以相馈贻,并为新年小儿助妆。”而冯文洵“满头花插颤绫绒”中的“绫绒”,指的就是天津年货市场的这种年花头饰。

  粗工年花主要是摆在供桌上作装饰之用,一般用纸扎成,价格不高。因为手工精美,这种纸扎年花除了能当供品,还广受在津外国人欢迎。一些生活在租界中的洋人,便购买中国人的纸扎年花代替瓶花。祭祀之物成为生活中浪漫的家居用品。

  老年间,宫南大街玉丰泰制花作坊的年花很有名气,出品的纸石榴花、福字花、喜字花及各种绢花、红绒花等,深受天津各阶层人士喜爱。

  红绿灯笼沿街挂

  当年,灯笼曾是被妇女儿童格外青睐的年货。灯节挂灯笼是习俗,《天津县志》曾有记载:“上元日,号为灯节,通衢张灯结彩,放花炬。是日闺人夜游,津人谓之踏百病。”

  繁华街市,卖灯的摊贩沿街而立,红红绿绿的纸灯布满街头,点缀着老天津卫的年味。简单的,用红绿纸作灯皮,糊成球形,为孩童专供款,只卖数枚铜钱。精贵的,有绘制侍女花鸟的宫形灯、有绘制摩登女郎的壁式灯。其他,如金鱼灯、荷花灯、走马灯、吉利灯、玻璃灯,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灯笼是人们过春节的刚需,报人刘炎臣曾撰文提到元宵节天津人打花灯的热闹:“每逢灯节,天津卫的男女小孩们,常是三五成群的在晚间打着各种各样的花灯笼,沿着大街小巷,来来往往相互引以为乐。”孩子们打灯笼充满童趣。辛勤甫回忆:“到了灯节前后,儿童们换上新衣,到晚间每人手提一种灯或拉着小车灯,灯内燃着小蜡烛、成群结队,喊唱着:‘有打灯笼的都出来呀,没打灯笼的抱小孩呀!金鱼拐子大花篮呀,一大一个灯,两大一个灯,仨大买个吉利灯呀!’”孩童们提着灯笼嬉笑玩闹,好一幅和谐愉快的热闹场面。

  首饰与红衣

  买首饰是旧时天津妇女春节期间对自己的一种犒劳。当年多数妇女头上梳髻,年节间添几只簪子必不可少,项链别针耳环也不在少数。这让年货市场的首饰店生意火爆。为了吸引客流,首饰店纷纷推出以旧换新、专业定制等特色服务。

  据辛勤甫回忆,天后宫内曾有一家专为妇女制作各种首饰的店铺,店内首饰多为底层妇女准备,一般都是包金或镀金的,即在银质的坯子上面包上金叶子或镀一层金,鲜少纯金饰品。虽然价格低廉,却也十分美观。另外还有供孩童佩戴的麒麟锁、百岁钱、长命锁、小金手镯、脚镯等出售。爹娘疼孩子,儿童首饰的销量不亚于妇女首饰。

  受到妇女同胞热烈欢迎的,除了首饰和绒花,还有红色服饰。过年期间,天津妇女对红的追求执着而热烈,有《天津风俗诗》为证。“新年着个满堂红,颊染胭脂一色同。热闹娘娘宫畔路,香车飞趁夕阳红”的绝妙诗句,精彩呈现了一片红彤彤的巾帼身姿。

  “满头花插颤绫绒”自然离不开“称体衣裁一色红”。头上绒花要红的,脸蛋要红的,嘴唇要红的,甚至于身上穿的袄、脚上穿的鞋也要红的。1935年春节前夕,《北洋画报》曾刊登《旧年中之妇女》一文,其中就提到“鞋店在岁末时,必赶制各式大红鞋,陈于窗中,亦颇悦目”,为抢夺客流需要提前备货,商家很拼很努力。

  老年间,从除夕到初一,红衣红袄红帽红鞋被许多天津女性列入采购清单。这就火了估衣街和锅店街的众多店铺,无论是同升和、凤祥、长升号的红色鞋帽,还是敦庆隆、元隆、瑞蚨祥的红色绸缎,都迎来销售旺季。于是就有了刘炎臣笔下 “每届春节(旧年元旦),一群挨一群的红袄红裤的妇女们,来来往往于娘娘宫道上”的红红火火新气象。

  身心愉悦抖空竹

  过年前后,抖空竹成为放空心情的老天津人用来欢度佳节的重要休闲消遣。空竹在各地有不同的名称。北京叫空竹,上海叫拉铃,济南叫老牛,天津则叫“闷葫芦”或“风葫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每逢春节前后,在宫南宫北大街的年货市场,就挤满了销售“闷葫芦”的摊点。

  空竹由竹、木制成,分单轮和双轮两种,轮的四周围刻有四五个到十数个叫做“响”的细长小孔,“响”越多,抖起来声音越洪亮。最叫响的空竹品牌是 “刘海”和“老寿星”。

  对于闷葫芦,《益世报》有过如下生动的描述:“此物虽小,确有操练身体之功效……一绳两根,变化无穷,有时投至天空,几与云齐,以绳承之,百无一失。”诚如文中所言,练习抖空竹可增强上肢和腰、腿力量,有益身体健康。抖空竹需要体力和技巧,抖单轮的尤其需要掌握好平衡和转速。技巧熟练的人除了能使空竹发出尖脆的声响外,还能做出许多花样动作,如“仙人过桥”“猴爬竿”“鸡上架”“海底捞月”和空中抛接等动作。强身健体也好,趣味游戏也好,对空竹的喜爱展现出老天津人积极向上的心态和爱好运动的生活情趣。

  争买活泼小金鱼

  在老天津的年货市场广受欢迎的,还有一样摇头摆尾的动物,便是金鱼。

  天津人素来好养金鱼,对此,笔者在《丽生园中的金鱼》一文中曾有所述。春节前买年货,买几尾金鱼实属平常。究其原因,一方面因为“鱼”同“余”谐音,有富贵有余的吉利意味;另一方面是在亲自动手喂养的过程中,能够获得精神享受。

  名贵的金鱼往往都兼具“四美”,即色彩美、运动美、形态美、价格美。金光闪闪、大凸眼睛瞪着向上翻起的“望天墨鱼”,五彩缤纷、身体圆圆拖着尾巴的“五花丹凰”,遍体银白、头部鲜红的“元宝红头”,因价格太“美丽”,只能是少数人的选择。当年年货市场上的金鱼,定位是普通老百姓,多是设摊销售,价格低廉。辛勤甫笔下“大荷花缸养着各种各色的金鱼数缸,顾客选好后备有小玻璃鱼缸带走,围观购买者不少” 的景象,和清代汪沆“琉璃瓶脆高擎过,争买朱砂一寸鱼”的诗情遥相呼应,用传神的文字展现了当年天津的百姓懂生活,也热爱生活。

  吸引孩子的各色玩具

  儿童玩具摊是老天津年货市场最可爱、最能勾起回忆的存在。在年货市场的玩具摊上,各种玩具货色齐全、包罗中西。其中,既有适合男孩子的木质单刀、矛枪、挂剑、小三节鞭、纸质鬼脸、小枪、小锣、小钹、小榔头、小斧子等,也有适合女孩子的小镜子、小梳子、小篦子、卡子、珠子花、小娃娃、大布娃娃、小手绢等,还有男孩女孩都适合玩的手摇铃、串铃、小喇叭、小拨浪鼓等,不胜枚举。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玩具是中国本土玩具的最大竞争对手。商家对众多小顾客的抢夺大战在年关时分开展得尤为激烈,《益世报》曾这样描述:“至于各种玩物,多为孩童之娱乐品,内中十分五六,来自东洋,日人专能揣摩我国社会心理,乃并家庭玩物之利权,亦夺之而去,其商战之手段,真凶辣哉。”

  对玩具毫无抵抗力的孩子们,往往在摊前不肯走。据辛勤甫回忆:“儿童们到这里(指宫南、宫北大街的玩具摊)必要求爸爸妈妈买点回家玩,摊贩们也常劝说怂恿家长给孩子们买几样。”在孩子们的坚持和摊贩的“助攻”下,玩具开销终于成为家庭年货开支的重要构成。

  “大花筒,小南鞭,盒子八角,月落金盘,起花钻天似火箭,天响地响真讨人嫌,这两种,最危险,巧巧的一星之火,就烧了万顷之田”,这是李金藻在《天津过年歌》中对在天津年货市场热销鞭炮的观感,夹杂着对放鞭炮民俗的理性理解。鞭炮本来也是老天津的紧俏年货,但近代以来,在国人对文明社会风尚的倡导声中,政府对鞭炮的管控越来越严格,越来越多的天津市民渐渐把放鞭炮隔绝于文明都市风尚之外,合力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图① 老年间的除夕年景图

  图② 1927年年货市场的春联摊

  图③ 上世纪20年代春节期间的“年花”摊

  图④ 1936年春节期间儿童点爆竹玩耍的景象

  图⑤ 1936年年货市场上售卖香烛纸马的情形

  图⑥ 老年间年货市场卖花灯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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