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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贺岁之一

特制贺年片

肖伊绯
  我们知道,中国人贺年依据乃是阴历春节,而西洋各国贺年依据则是阳历元旦。这新年元旦之际互送的贺年片,与中国春节期间流行的贺年名帖,原本是两码事儿。

  贺年片本是“舶来品”,乃是从西方传入的“新生事物”之一。晚清以来,西洋使节将阳历新年互致贺年片的风尚带入中国。据《清季外交史料》(卷五十五)所载“总署奏各国使臣来署贺年片”条目,可知清光绪年间,这一风尚已有记载。至此之后,将阳历新年元旦视为“洋节”与“西节”者,为迎合都市公众的时尚心理,渐有批量印制与发售贺年片的商家出现。

  不过,贺年片在中国流行初期的设计与样式还乏善可陈,远不及国外印制者。即便在时尚之都上海,至上世纪30年代初,最受青睐与欢迎的贺年片,也还是国外印制的。与此同时,中国新派学者群体中开始出现个人设计与印制的专用贺年片,为这一舶来品的“本地化”又平添了一抹亮色。

  譬如,早在上个世纪之初,后来位列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赵元任,就曾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期间(1910—1914),自行印制过带有个人肖像的贺年明信片。只不过,这一特制贺年片,仅限于极小范围内的亲友间赠予,外界知者无多。另一个例子,则由私人空间走向了公众视野。那就是袁寒云以仕女图配以英文印制的贺年片,曾手书贺词赠予过苏州名作家周瘦鹃,因其印制精美绝伦,更兼为名士相赠之物,即刻被翻印为报刊随赠读者之画片,遂为大众所知。又如,许地山夫妇曾以唐代壁画上的仕女捧酒画像为主图,印制贺年片,其中赠予作家端木蕻良的一枚,也被翻印在了1941年的《时代文学》杂志(第1卷第3期)之上。

  应当说,贺年片的流行风尚在出现了个性化需求与私人定制服务之后,已达到了相当的热度。有一定经济实力,又有较大社交需求的都市人群,也开始追随并参与到这一新的时尚潮流中。为迎合这一潮流、抓住商机,一些商家又适时推出组装式的,可粘贴个人肖像与图片的新式贺年片。譬如,《柯达》杂志于1934年就推出了所谓“只有阁下可用的贺年片”。可以想象,类似《柯达》杂志所介绍的这类新式贺年片,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都市里,应当也曾流行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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