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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把年纪了,身体又不好,没想到要得什么奖。我做科研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得奖。”

89岁屠呦呦:国家需要是我努力的方向

2015年,屠呦呦接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虽然屡获大奖,但屠奶奶这些年深居简出,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最近,关于青蒿素对于红斑狼疮有疗效的消息让人振奋。红斑狼疮被称为“不死的癌症”。不过,对于屠呦呦团队成员来说,青蒿素用于红斑狼疮治疗不是新鲜事。

  青蒿素研究远未到收官阶段

  屠呦呦教授课题组在青蒿素用于红斑狼疮治疗方面从2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屠呦呦的助手、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杨岚研究员表示,屠呦呦课题组在完成双氢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药效学和安全性研究的基础上, 于1995~1997年, 委托北京中医医院进行了双氢青蒿素片治疗对红斑狼疮的临床观察。

  结果显示,双氢青蒿素片对各种光敏性红斑皮损消退效果明显, 对关节痛等全身症状及全细胞减少、贫血、血小板减少、尿蛋白阳性等指标均有不同程度改善, 对同时服用激素的红斑狼疮患者, 均未增加用量且逐渐减少激素用量至5毫克/天维持量时, 病情仍可好转, 说明该药对红斑狼疮疗效肯定, 且无明显毒副作用。双氢青蒿素具备开发成为新一代治疗红斑狼疮的安全、有效药物的潜质。

  屠呦呦表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宝库,可供挖掘的资源还非常多。以青蒿素为例,随着团队对青蒿素的研究逐步深入,越来越多科研成果产出。在她看来,对青蒿素的研究远远没有到收官的阶段,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方法的升级,将来会有更多新药投入临床使用。屠老说:“国家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应该努力去做好,国家需要就是我努力的方向。”

  获奖前后生活没什么变化

  屠呦呦对于获奖看得很淡,就在去年还曾获得“改革先锋”称号。屠呦呦说,自己一辈子想的就是老老实实把科研做好、把课题做好,希望把青蒿素的研究更深入,开发出更多药物,造福更多人,没有心思想别的。“我这把年纪了,身体又不好,没想到要得什么奖。我做科研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得奖”。

  1955年参加工作,屠呦呦从事医药学研究已64年。1946年,16岁的她不幸染上了肺结核,被迫休学。那时医学还不发达,经过两年多的治疗,她的病才得以好转。这次经历也让她对医药学产生了兴趣,1951年她高中毕业,报考了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专业。

  在她看来,自己这些年能集中精力做研究,离不开丈夫的支持。“大大小小的事多亏了我们家老李,到菜市场买菜、洗衣服、做饭这些事,都全指望他。”屠呦呦笑言,李廷钊就是自己的生活秘书。

  说起老伴儿屠呦呦,李廷钊一脸疼爱。“她年轻的时候工作太拼命,经常在实验室中一待就好几天,那时的实验室条件也不好”。

  如今屠呦呦的视力和听力都下降很大,有时在家中和她说话,要大声她才能听清楚。

  前些年,他一直劝老伴儿有空了要多休息,多陪陪孩子和外孙女,但实际上很难做到这一点。“只有放暑假,两个孙女过来看她时,一家人才能团聚”。

  李廷钊告诉记者,2015年诺奖评选委员会曾经打电话给屠呦呦,不过,屠呦呦不知道对方的来历,错过了这个电话。后来,她在电视上看到消息才知道自己得了诺奖。

  得知获奖后,她曾一度想放弃前往颁奖礼现场。因为那时她腰疼的毛病犯了,每天坐久了腰就疼得厉害,一听说坐飞机要10个小时,就不想去颁奖礼现场。后来她想通了,这个奖代表了中国,是中国的荣誉,才决定前去领奖。

  年轻时,屠呦呦为了科研“以身试药”的经历也曾让李廷钊惊出一身冷汗。1972年,他在云南“五七干校”工作时,有一天接到屠呦呦的同事的电话说,“你赶紧来一趟”,让他吓了一跳。原来,那段时间,屠呦呦夜以继日地在实验室里用乙醚溶剂浸泡青蒿制备实验药品,结果因化学制剂有毒,屠呦呦中毒了,昏迷不醒。因肝功能损坏,她满口牙痛甚至松动脱落,那段时间,她只能吃松软的食物甚至流食。

  李廷钊说,这些年,尽管屠呦呦得了很多奖,但全家人的生活没什么大变化。

  年过八旬每天工作十余小时

  李廷钊说,屠呦呦从事科研数十年,最大的遗憾就是陪家人的时间太少。1972年,屠呦呦带着自己的抗疟疾药物在海南进行临床试验,李廷钊则被安排到云南“五七干校”。那时,他们的大女儿李敏只有4岁。小女儿李军刚出生就送回宁波老家由屠呦呦父母照顾,直到3岁半,才第一次见到妈妈。在很长一段时间,女儿都不愿意叫爸妈。这让屠呦呦和李廷钊心里都很不是滋味。

  说起女儿,屠呦呦心存愧疚。“在我们那个年代,事业永远是第一位的。国家需要时,你只能把孩子一扔就走了。在我们看来,为国家做出这点牺牲不算什么”。

  直到现在,89岁的屠呦呦依然没有退休的想法。课题组需要她做的工作依旧很多,她每天依然要工作十多个小时。作为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她对于团队对青蒿素研究的每一个动态都十分关注。

  “她认准的事情就会钻研一辈子”

  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心研究员廖福龙和屠呦呦共事了几十年。他说,屠呦呦身上有那个时代的科学家身上独有的印记。“当国家有需要时,个人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得往前冲”。1972年,屠呦呦长期在海南和患者打交道,还是有很大风险的。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她知道抗疟疾新药研发的迫切,为了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她宁可自己冒这种风险。由于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没有在家,即便偶尔回家一两天,也马上要到实验室组织讨论和汇报,几年下来,屠呦呦和家人接触的时间少之又少。

  廖福龙对屠呦呦印象深刻的是,她对于名利的淡泊。屠呦呦在获得拉斯克临床医学奖之前,就得过一个在中医药界有影响的奖项——第三届唐氏中医药发展奖。2009年,中国中医科学院推荐屠呦呦参评第三届唐氏中医药发展奖,没想到屠呦呦却婉拒了。她当时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打电话,建议推荐年轻人参选。“她当时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要这个奖干啥?拉斯克奖和诺奖都是别人主动找上门来的。她这个人对评奖兴趣不大”。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青蒿素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姜廷良也是屠呦呦的老同事,两人同样共事了几十年。他说,屠呦呦自从从事科研开始就表现出一股不服输的钻劲儿,只要她认准的事情,就会钻研一辈子。

  工作是她生活最大的乐趣

  屠呦呦的生活非常简单。有时,她一整天都在实验室,中午就在办公室和同事们一起吃盒饭。这么多年下来,单位组织的旅游屠呦呦基本上没有参与过。

  她唯一的一次出去旅游是有一年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到北戴河疗养了两天。即便如此,她还是因为工作太忙而提前返程。

  因为长期在实验室中做实验、观察,屠呦呦经常需要保持同一个姿势很长时间,有时一整天都在实验室泡着,这让屠呦呦的腰和腿都落下病根,尤其是腰疼的毛病常年困扰着她。

  这些年,屠呦呦的血糖、血脂都有点高,但只要有空,她还是会到办公室指导年轻人。屠呦呦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屠老是一个精益求精的人, 对于与工作相关的事更是十分严谨。在实验方向上,她总是亲自把关。只要在实验中遇到问题,她就一定要刨根问底,直到问题解决。

  屠呦呦对自己的博士、硕士生要求很严,对于学生的论文,总是逐字逐句修改,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所以,选择屠呦呦做导师的硕士、博士,通常“压力山大”。

  屠呦呦向来坚持绝对不在自己没有主持或参与的课题或论文中署名,她不止一次强调,没有参与就是没有参与,不能因为自己是课题组组长就在论文上署名。

  肖欢欢(摘自《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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