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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青铜器说起

田中禾
  《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中写道:“在中国,逝者会获得极大的尊崇……中国最重要也最常见的古代宗教仪式,便是为逝者准备祭祀的食物。”

  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格雷戈以一件来自中国西周的青铜器——康侯簋(guǐ),引入对中国宗教信仰的畅谈,论述东方观念对人类文明的意义。

  “这样的青铜器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古物之一,制作工艺极为繁复……当时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国家能够制作。”它见证了周朝的统一、强盛,见证了周代奠定的中国礼仪。青铜簋作为中国祭祀文化的代表,确立了中国人的基本信仰——“天命”观和祖先崇拜。

  周王会盟天下诸侯推翻殷商统治取得政权,他为改朝换代找到的理由就是受之“天命”,殷商之所以失去政权,是因为它违背“天命”。“这在世界上尚属首创……周朝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天命的王朝。”

  从哲学根源看,中国人心中的“天”是“天人合一”的天,既是对大自然的崇拜,也是对人本主义的崇尚。“天命”是天意,也是民心民意。《孟子·尽心上》里说,孔子认为,天存在于人心之中,故人只要知心知性,便能知天。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第十二章有关阴阳家的论述里对天人感应有过阐释:“国君恶行使天地震怒,天地震怒便造成自然界的不正常现象。”中国人常用“天怒人怨”形容暴政,人间发生的一切,大自然都有相应的反应。冯友兰把这种天人感应的宇宙观追源于《书经·洪范》。《洪范》里讲五行,指天地万物运行有五种形态。公元前三世纪,阴阳家邹衍把这种天人感应的五行说推演为王朝更替的规律,为历代帝王尊崇。“直到1911年清朝覆灭之前的历代皇帝,都称自己是‘奉天承运’。”皇帝颁发诏书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了表明自己的政权合乎天意。(见《中国哲学简史》)

  尼尔·麦格雷戈认为中国这种天命观体现了人本主义内涵。“天命成为中国政治的永恒主题,为君王的统治提供依据,或成为改朝换代的理由……弑君或杀害尊长是当时最严重的罪行。但任何反抗权威的行为都可以用天命来解释。它内在的图腾含义相当于西方的民主概念。”以西方学者的理解,“天命”是对帝王的支持,也是对帝王的制约,“内圣外王”,要求帝王具备圣者的学识、修养和仁爱。如果帝王横征暴敛,挥霍无度,荒淫无耻,他就违背了天命,可以被民众推翻。

  晚清以来,具有启蒙主义思想的中国有识之士对“天命论”的批判与西方学者的认知有根本差别,他们认为“天命论”是专制政权欺骗民众,推行愚民、愚忠政策的手段,完全不具有民主概念。戊戌变法失败后,民主革命人士邹容在《苏报》发表《革命军》一文,犀利地指出:“自秦始皇统一宇宙,悍然尊大,鞭笞宇内,私其国,奴其民,为专制政体,多援符瑞不经之说,愚弄黔首,矫诬天命,搀国人所有而独有之,以保其子孙帝王成世之业……中国之所谓二十四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

  即以创建理学而成为后世批判对象的宋代大儒朱熹,也认为“内圣外王”“天命”这一套东西并不可信。“朱熹和其他新的儒家认为,汉唐以降的历代政权,执政者都是谋私利,而不是为大众”(《中国哲学简史》),“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朱熹《答陈同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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