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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羲定律

浙 云
朱愈刻
  农民税赋过重是引发中国古代政权更迭的导火线之一。为缓解社会矛盾,追求政权的长治久安,中国历史上曾经进行过多次税赋改革,较著名的有唐代的两税法、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亩政策等。这些改革虽在短期内使“向来丛弊为之一清”,但长期而言却无一例外地加重了民间税负,背离改革的初衷。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黄宗羲深入考察了这一社会历史现象。

  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黄宗羲指出:为了克服苛捐杂税的弊端,改革的主流思路都是合并税收、取消收费、简化税制,把各种税、赋、役合并为一,并规定不得再征收其他费用。然而,将各类名目的税种加以统筹合并,恰好为后人新设名目创造了条件。随着社会的迁转流变,正税中已包含了此前各种税费这一事实似乎被忘记了。结果,财政一旦吃紧,各种杂费就会被加征加派。例如,唐代的两税法变庸调为租,宋代又在两税之外加征了丁身钱。明中期的一条鞭法已将各种杂税归并,但后来又加征杂役、旧饷、新饷、练饷。明末,三饷又被合并成固定的税收。

  黄宗羲深刻揭示,传统赋税制度的弊端在于“明税轻、暗税重、横征杂派无底洞”,而每一次并税式改革最后都步入“税轻费重—并税除费—杂派滋生—税轻费重—并税除费—杂派又起”的循环,导致百姓的税负越改越重,以致成“积累莫返之害”。黄宗羲所揭示的这一社会历史现象,被历史学家秦晖在2002年概括为黄宗羲定律。那么,该定律的深层机理又是什么呢?

  历史学者张鸣认为,黄宗羲定律主要根源在于,在中国古代,由于经常添设临时政府机构与人员,增加政府属吏,政府机构不断膨胀,财政压力不断增加。财政学者李炜光认为,皇权专制的政治制度和财政专制体制制造出“无限政府”形态。无限政府缺失有效的限制与监督,其权力和规模呈无限扩展的趋势,促使黄宗羲定律产生并持久地发生作用。社会学者周学光认为,“杂税丛生—并税式改革—杂税丛生”循环波动,是“放权—收权—放权”周期性波动在税收领域中的具体表现,隐藏着解读中国古代治理逻辑的密码。法律学者谢红星认为,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大国财政”以及强干弱枝的需要,导致中央财政对地方财政形成挤压,进而成为黄宗羲定律的肇因。

  其实,除了在经济领域具有启示意义,黄宗羲定律还蕴含着更一般的启示意义,那就是,即使政策出发点很好,但若未找准问题之根源,也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后果。

  (本栏长期征集“日知录”三字篆刻,投稿邮箱:rizhilu999@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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