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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育人公能魂

葛墨林 口述 张 博 整理
  2019年,正值南开大学百年校庆,忆及来南开卅余年,感慨万千,感恩南开大学对我的培养和关怀。今天,我深刻体会到“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精神的深邃。

  我从1986年到南开大学工作,至今已三十多年。在南开工作时期,正是我学术进步的关键阶段。母校、恩师带我走进了物理的大门;但到了南开,得到陈省身、杨振宁、母国光、胡国定等先生的关怀,赶上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潮,使得我在科研、教学方面有了质的飞跃。可以说,没有在南开工作的这三十年宝贵经历,就没有我之后在教书育人、研究工作中取得的成绩。

  1956年,我从中学毕业,响应国家号召,服从北京市教委安排,准备去读兰州大学新设立的核物理专业。但其后阴差阳错,我被分到理论物理专业。在兰州,我遇到了我的老师段一士先生,初窥物理精妙;后来,由于对拓扑荷的讨论,1977年结识了杨振宁先生,在他的帮助下,我多次赴美研究、教学。

  1985年,陈省身先生创立南开数学研究所(现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他委托杨振宁先生在该所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我被杨先生推荐给了陈省身先生、母国光校长、胡国定先生,帮助筹建理论物理研究室。当时母校长、胡先生非常欢迎我来南开工作,特别委派翁心光副校长赴兰州大学商量调动事宜。

  来到南开后,母校长、陈先生亲自关照,很快解决了住房。当时校长掌握三套住房,让我挑选。我表示,哪套都可以。令人感动的是,事后我去母校长家中谈事,发现给我的住房面积竟超过了校长的!而当时胡国定先生住房面积也不大。

  此外,还有件小事,我拜见陈省身先生时,他说有事,过会儿打电话给我,我顺口说家中还没有电话。过了三天,学校就派人来家装电话,母校长还特意来电话确认。每每想起这些,都不由地感慨:尊重人才、重视人才,是南开发展之基。

  来到南开数学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开展工作后,杨振宁先生为我们选定了研究方向,可以概括为与物理密切结合的数学物理分支。十余年间,杨先生每年都在研究室投注大量精力,悉心指导,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经济上的支持和出国交流的机会。

  到南开后,我去见陈省身先生,他说他办所方针是9个字:“少开会,无计划,多做事。”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南开大学引进陈省身先生建立数学所,是件改革创举,南开数学所在当时就是中国数学界的深圳。由于陈先生亲自推动,国家大力支持,南开数学研究所很快成为我国数学的中心,进而促进了我国数学事业的蓬勃发展。2005年,数学所更名为“陈省身数学研究所”,现已成为国际重要数学中心。

  学校领导和数学所给了我们非常宽松的治学环境和优良的研究条件,让理论物理研究室的水平迅速提高。在我们进入新领域初期,杨先生1987年请来了俄国科学院院士法捷耶夫(曾任国际数学家联盟主席)来南开讲演。当时陈先生、杨先生、法捷耶夫在南开会面,称为“三星汇聚”。自此,我们开始进入当时国际新领域。

  从1990年开始,理论物理研究室厚积薄发,开始迎来收获。科研成果方面,首先是涌现出一大批高水平的论文,在可积系统这个数学物理领域在国际上打出了名号;而且,还培养出了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长江学者的一批优秀学生。可以说,如果没有学校开创思维的大力支持,就不会有理论物理室这一段时间的蓬勃发展。

  来南开后的这些年,也是我个人学术上走向成熟的黄金时期。理论物理室的良好工作氛围及学校的支持,是很难复制的。得到杨先生和国际同行的认可,自然是件光荣的事情。而南开大学的人尽其用,突破旧框架发展新方向的思维,真正体现了“日新月异”的校训。2003年我当选中科院院士,也印证了当初决定的正确——当时如果不来南开,可能不会有这个结果。

  2018年12月,我正式退休,市领导按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探望鼓励,让我十分感动。我们这一代人的家国之心、爱国之情,是与南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分不开的,这也是南开在艰苦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取得今天这样成就的重要原因。无论何时,祖国要发展,改革需要再出发,科研也需要再出发。我愿以感恩的情怀将余生继续献给南开,也期冀年轻朋友们,自强奋发,遵照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南开时的亲切教导,将小我融入大我,心系国家,艰苦奋斗,开创南开新百年新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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