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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之恩永难忘

李宪堂
  5月8日下午3点28分,我的恩师刘泽华先生在昏睡数日之后,静静地合上了双眼。尽管早有思想准备,消息传来,依然禁不住泪流满面。音容宛然,謦欬在耳,意识到从此天人悬隔,顿时感到世界空荡荡的,像一个被抛弃的孩子无助而悲伤。

  我与先生结缘于1990年。当时我是聊城师范学院的一名年轻教师,决定考研究生。马亮宽师兄从先生门下出来到聊师任教不久,建议我报考南开,师从先生。他介绍了先生的学问和为人,特别加上一句:“你们两个肯定对脾气啊。”

  过了一段时间,我来天津拜访先生。当时先生正在水上公园边的干部疗养院休养。听了我的情况后,先生以他那种特有的亦庄亦谐的口吻说:“你没地方吃饭了,我不能不收你啊,可教研室名额只有一个,你得考第一才行!”尽管心里其实一点数也没有,我还是信心满满地表示:“没问题的,我跟定您了!”

  经过几个月苦熬硬撑的拼搏,我以无可争议的成绩进入先生门墙。一开始还真有点龙归大海的感觉,意气风发要做出点声色。然而天生疏狂的个性,总使我不屑于严守学术规范、扎扎实实地搞研究,写的东西往往天马行空。这给先生添了不少麻烦。先生学风谨肃,立论讲求证据,行文必有出处;而我却坐井谈天,眼高手低,以为历史研究不过是一种解说而已,能说明点什么就行了。每一次去先生家,先生总是不厌其烦、苦口婆心地劝我,最后,往往还拖着那极富特色的保定普通话长调,来上一句:“要读书啊!不读书怎么行呢?”

  硕士毕业后,在社会上一晃就是七年。当时的自我规划是走仕途,一度势头也不错。然而,随着红尘渐染,明白所谓仕途不过是一条看似光鲜的荆棘路,于是对书桌的向往越来越强烈。记得那是一个晚上,快11点了,我拨通了先生的电话,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和想法,电话那头传来了几乎是预料之中的刘氏特色的冷幽默:“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吧?那就想办法回来吧!”

  好在工作之余我偶尔还翻翻书,没有把英语扔掉。2000年9月,我以总分第一的成绩再次考入南开,成为先生的博士弟子。很快,老毛病就又犯了:尽管一再宣称要安下心来做学问,但骨子里对“做”出来的学问依然不屑一顾。开题报告和论文提纲拿出来后,先生正在美国。通过网络发过去,基本上遭到了否定,原因是太哲学化了。我发邮件据“理”力争,先生回信直斥我非。几个回合后,我担心先生身体吃不消,主动休战,仍是口服心不服。先生回国后,我当面挨训的机会就多了。每一次去先生家,哪怕是因为别的事情去的,他也忘不了跟我谈谈论文问题。

  论文初稿出来后,还是预料中的不满意。但这一次我却像顿悟了似的接受了批评。那时先生身体不是很好,有一个阶段一到下午根本看不成书,但我的论文先生认认真真看了一遍,连注释中的错误都没有放过。页面上写满了这样的批语:“不能宣布一下即可,要论证!”“这样的意思一层层揭示、一层层论证该多好啊!”也许我是被感动了,决心痛改前非。论文在答辩时获得了老师们的一致好评。博士论文的完成对我的学术研究和后来的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这,完全是先生耳提面命的结果。

  如今自己也五十多了,可在先生面前,总感到还是个孩子。回首这么多年来,无论在学业还是生活上,我都是在先生的提命和训导下一点点长进的——是先生那出神入化的智者之手,把我这冥顽不灵的泥巴捏塑成形。先生之于我,恩同再造。如今青山已颓,黄鹤飞远,想再求被训教一番而不可能,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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